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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子女赡养义务的立法与实践检视

来源:www.sxhzfl.com         发布时间:2021-04-06 返回列表

免除子女赡养义务的立法与实践检视


       (一)父母对子女现实利益的侵害


        近年来,父母因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例时有发生,本应作为未成年人最大利益考量者的父母,却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且由于我国监护权撤销制度不健全,在预防与发现环节并没有赋予一些有能力并理应承担撤销诉讼的主体以诉讼资格,如检察机关、临时监护人等,致使未成年人在备受身心煎熬后才得以获得解脱。监护权撤销后相应安置与监督制度的缺乏,导致未成年人即使可以从不负责任的家庭中解脱出来,也很难得到稳妥的安置,抚养孩子所需花费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往往会使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相互推诿监护责任;我国现行《收养法》中过于严苛的收养条件事实上阻碍了此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拥有新的家庭;为避免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地,兜底性的民政部门作为政府机关的组成部分,实际很难承担儿童监护责任使未成年人拥有正常孩子的生活。因此,父母监护权被撤销,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与生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而父母未尽到相应的抚养和监护义务是这一社会问题产生的源头。父母的不尽职也将自身的受赡养权推向了尴尬的境地,父母被撤销监护权后,无论父母是不履行监护职责,还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都会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影响其今后的人生轨迹,子女应如何面对被撤销监护权的父母,是否应尽赡养义务为其养老送终,这已不再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二)免除子女赡养义务的立法不足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虽然法律将抚养和赡养规定在了一起,但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以父母尽到抚养义务为前提,只以父母需要赡养为条件,赡养是子女的法定强制义务。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9条的规定更是强化了这一理念。父母监护权的撤销,并不意味着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此关系的维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因此,撤销监护权并不当然等同于免除了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


        1.恢复监护权是否影响子女的赡养义务


        《民法总则》第38条新增了监护恢复制度,《意见》中对监护恢复的时间和资格做了更为详尽的规定。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都存在恢复监护权的可能性,而父母若实施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一般是不被允许恢复监护资格的。父母曾因过错被撤销监护权,但由于其主动申请恢复监护资格,且监护意愿强烈、拥有良好的悔改表现、有足够的监护能力,法院出于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恢复此类父母的监护权,那么被恢复监护资格的父母的受赡养权是否因其曾被撤销过监护权而受到影响和限制,虽然父母“知错能改”,但是其不尽监护职责曾给未成年人留下了身心创伤,且有些过错是无法弥补的,子女能否以此为由,拒绝或减少对父母承担赡养义务,我国目前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2.收养关系的形成与解除如何影响子女的赡养义务


       父母监护权撤销后,符合法定收养条件且经过法定收养程序形成新的收养关系是我国目前唯 一明确免除子女赡养义务的情形,《婚姻法》第26条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由此可推知,收养关系确立后,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不再具有父母子女关系,而成为了法律上的陌生人,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按照法律规定被消除。如若收养关系基于法定事由解除后,《收养法》第30条规定,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对养父母尽物质层面的赡养义务,但并未对精神层面的赡养做强制性规定,且依据《收养法》第29条,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未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而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对于恢复权利义务关系的生父母,其赡养权是否因未成年人曾被他人收养而受到限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三)限制父母受赡养权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从《复函》传达出的精神可以看出,父母有意不尽抚养义务时,子女有理由拒绝父母的赡养要求,但基于人道主义,可以说服子女给予父母适当经济照顾,若本人坚决不同意也不得勉强;但若父母却因生活所迫而无力抚养子女,子女仍应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一般限于生活费的给付。由于我国的监护权撤销制度近年来才得以完善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发布有关监护权撤销与赡养免除之间关系的案例,而各地法院的做法则不统一。


       有些法院的做法与最高院复函精神一致,认可在一定情况下免除子女的赡养责任。在“老戴起诉小戴未尽赡养义务”的案件中,老戴由于入狱服刑而未履行对儿子的抚养义务,出狱后不久患病住院且丧失劳动能力,小戴以父亲未尽抚养义务为由拒绝承担对老戴的赡养义务,最终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法院判决小戴给付父亲生活费,法院认为本案中老戴只是没有能力抚养子女,并非主观恶意,子女不应也不可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若老戴主观上有意不尽抚养义务,则可剥夺其受赡养权。在“袁兴诉子女给付赡养费”一案中,当地法院认为虽然袁兴有意不尽抚养义务,但由于其未构成恶意遗弃和虐待,仍可获得赡养费,只是赡养费的数目与其要求差距较大,法院还是考虑到了袁兴有意未尽抚养义务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最高院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此案的判决是比较恰当的,根据中国法律的精神,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可以说是无条件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父母都要抚养自己未成年的子女。但是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子女必须是成年子女,法院在判决赡养费的数额的时候,要考虑到成年子女的给付能力,另外还要考虑父母的实际困难程度,另外还要考虑当地的生活水平,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最后作出一个比较恰当的判决。


       有些判决则与最高院批复精神不符。在“牛庆英诉子女给付赡养费案”中,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成年子女对于因离婚而未能尽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赡养责任不得免除,但并未阐明“因离婚而未尽抚养义务”是否应区分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形,该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因任何事由而发生改变”,和最高法院批复精神向左,在“刘先春与胡晓庆赡养纠纷案”中,宜都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是如此。据《现代金报》报道,浙江慈溪60岁的范女士将曾经抛弃的两个女儿起诉至法庭,要求其负担医疗费和生活费,当地法院判决女儿应当支付生活费,《法制日报》也评论称,父母不尽赡养义务不影响其受赡养权。再如“张振华、杨爱莲与被告黄大鹏、张翼、黄亚莉赡养纠纷”一案,三兄妹以父母未尽抚养义务为由拒绝 对其进行赡养,但眉县人民法院认为,从权利与义务对等性原则来说,父母未尽抚养义务,不应该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但婚姻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父母未尽抚养义务,子女就必然不尽赡养义务。父母应尽的抚养义务,与其要求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是两个阶段不同的内涵要求,不具有必然的逻辑性。法律并未赋予子女父母无犯罪情形下道德抗辩权法律化。父母未尽抚养义务,只是应受道德的谴责性;如果涉及犯罪,应受刑罚惩罚。换言之,该法院认为无论是父母未履行赡养义务,还是因此对未成年子女构成犯罪,子女都因法律未明确规定剥夺父母的受赡养权而要承担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该法院还特意强调子女的赡养不只包括物质赡养,还包括精神赡养,因此,子女的精神赡养义务也不得因父母未尽抚养义务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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